1950年5月，广州，叶剑英接待港澳工商界参观团时，特意把澳门商人马万祺请到身边。两人此前没有正式见过面，却早已通过粮食、汽油和五金器材等物资往来，结下了一段特殊情谊。 那次会面，马万祺原本只是按计划在广州短暂停留，随后前往东北参观。叶剑英亲自接待，谈的不是客套话，而是广东经济、港澳同胞和内地物资供应。几番交谈下来，马万祺改变了行程，在广州多留了些日子。 有意思的是，马万祺后来还写诗记下这次经历：“北国观光万里行，广东首长意真诚。”诗句不长，却点出了当时港澳爱国工商界与新政权之间逐步建立的信任。 马万祺出生于1919年，广东南海人。父亲去世后，他很早便接触家族产业。1936年底，17岁的马万祺进入升昌米行当记账学徒，从最基础的账目、进货和运输做起，慢慢摸清了商业运转的门道。 不久，他在母亲支持下创办广大糖厂。企业经营见效很快，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广州局势急转直下，糖厂毁于战火。1938年10月，马万祺转赴香港，创办永裕昌行、泰生行，后来又把业务延伸到澳门。 香港沦陷后，他在澳门站稳脚跟。此时的澳门，不只是避难之地，也是一条连接港澳与内地的特殊通道。马万祺利用商业关系筹措粮食、药品和其他物资，并通过民间渠道支援抗战。 他曾写下“瞩望在延安”的诗句，表达对抗战形势和政治前途的判断。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和内耗，又使他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产生了更多了解与认同。 马万祺与澳门镜湖医院院长柯麟的交往，对这一变化影响很大。柯麟长期在澳门从事医疗和联络工作，马万祺则担任过镜湖医院董事、副董事长及董事会主席。双方在公益事务之外，也谈论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。 解放战争时期，马万祺与何贤等人筹划海上运输，把山东、苏北等解放区的黄豆、花生运往港澳，再将内地急需的物资转运回去。商业船只承担了特殊任务，风险并不小，但这条运输线确实发挥了作用。 1949年以后，广东部分地区物资紧缺。叶剑英主持广东工作期间，曾通过柯麟等人的关系联系马万祺，请他协助采购和转运粮食、汽油、五金器材。马万祺没有过多推辞，只说：“能帮上忙，就尽力去办。” 正因为这些事情，1950年广州相见时，两人之间并非普通的初次见面。叶剑英看重马万祺的商业能力，更看重他在关键时刻愿意承担风险的态度。马万祺则感到，这位广东负责人谈经济，也谈责任，不把港澳商人只当作筹款和采购的对象。 同年，马万祺参加广东国民经济座谈会，提出要关心侨胞侨眷，调动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投资建设广东。随后，他与司徒美堂、王宽诚、何贤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华南企业有限公司，参与对外贸易和信托业务。 两家的关系并没有停在事业往来上。马万祺的两个儿子后来都在内地，大儿子马有建在北京首钢工作，次子马有恒在暨南大学读书。特殊年代里，马家也曾承受压力，叶剑英对两个年轻人给予了照顾。 1973年，马有恒的婚事被提上日程。经柯麟家人牵线，他与荣毅仁的小女儿荣智婉相识。两人接触后彼此认可，但婚姻毕竟牵涉两家长辈，双方都希望得到正式认可。 一次交谈中，叶剑英主动提起此事：“马先生该办喜事了，我看两个孩子很相配。”马万祺随即请叶剑英为婚事做主。叶剑英没有当场简单应下，而是叮嘱廖承志：“这件事，问问周总理同不同意。” 廖承志把情况转告周恩来后，周恩来表示赞成。他认为，荣毅仁与马万祺结为亲家，是两姓交好，也有利于团结港澳工商界和爱国人士。1973年8月8日，马有恒与荣智婉在北京饭店举行婚礼，荣、马两家亲友以及来自北京、香港、澳门的宾客参加了宴席。 这场婚礼的特别之处，不在排场，而在参与者的身份和时代背景。荣毅仁是上海工商界的重要代表，马万祺是澳门有影响力的实业家，两家联姻，背后牵连着工商界、港澳同胞与内地之间多年形成的信任关系。 1986年10月22日，叶剑英逝世。消息传到澳门后，马万祺发去唁电，并携家人赴北京悼念。此后，他每次到北京开会，常会前往叶剑英故居，在两位老人曾经谈话的房间里坐一会儿。 1995年4月20日，《叶剑英传》出版发行暨叶剑英诞辰98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，马万祺出席并发言，称叶剑英既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，也是自己一生难忘的良师益友。两家人的交往，也由一桩婚事，留下了港澳工商界与内地长期往来的历史印记。 特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