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7年6月初，北京内务部优抚司里，隆化县干部冀兴坡接过一张十六开大小的纸，却没有立即高兴起来。纸上是八个刚劲有力的大字：“舍身为国，永垂不朽”。可落款并非毛泽东，而是朱德，时间写着“一九五七年五月廿九日”。 这趟进京，冀兴坡带着隆化县人民的请求而来。董存瑞牺牲后，隆化一直在筹建纪念设施。县里希望毛主席为董存瑞题词，这个愿望并不奇怪，因为董存瑞的事迹已经传遍全国，成为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军人英勇献身的象征。 事情却没有按照预想发展。 1954年，隆化修建董存瑞烈士陵园。1956年，陵园准备扩建，并计划增修纪念碑。冀兴坡奉命进京，先找到内务部部长谢觉哉。相关部门对此很重视，转由优抚司办理，但题词一事牵涉中央领导，不能当场答复，只能让他等待。 等候期间，冀兴坡还解决了碑料问题。当时天安门广场正在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，他便设法联系到修建委员会主任李琛，获准取得一块大理石碑料。事情办妥后，他又多次前往优抚司询问，得到的答复始终是：“领导们还没有定下来。” 半年多过去，直到1957年6月，结果终于送到他手中。题词来自朱德，而不是毛泽东。冀兴坡当时有些疑惑，便问其中缘由。工作人员转述，毛主席的意思是：刘胡兰属于群众中的英雄，董存瑞是军人，军人的纪念题词，请朱总司令来写更为合适。 这句话的分量，不能只理解成一次题字安排。 刘胡兰牺牲于1947年1月12日。她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人，年仅15岁，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被捕后，她没有屈服，最终遭到阎锡山部队杀害。她的牺牲发生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阶段，影响很快传到解放区。 同年，延安慰问团到吕梁前线慰问部队，听到了刘胡兰的事迹。回到陕北后，有关人员向任弼时提出，希望请毛主席为烈士题字。当时党中央正在转战陕北，毛泽东公务繁重，但听完汇报后，还是写下了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”。 这八个字，既是对一名年轻共产党员的评价，也带有鲜明的群众立场。刘胡兰不是战场上的指挥员，却以普通农村青年的身份表现出坚定意志。题词强调的，正是她作为人民群众一员的牺牲价值。 遗憾的是，1947年的原件后来在战争环境中遗失。1956年12月11日，共青团山西省委为筹备刘胡兰牺牲十周年纪念活动，重新请求毛泽东题词。毛泽东再次写下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”。1957年1月12日，这份题词送到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陵园。 同样是烈士，题词却由不同的人完成，原因并非亲疏远近，而是纪念对象所代表的身份不同。董存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，1957年5月29日，朱德为他题写“舍身为国，永垂不朽”，随后镏金大字被镶嵌在纪念碑正面。 朱德不仅是人民解放军总司令，也是军队创建和发展的重要领导者。让他为董存瑞题词，既符合军队系统的纪念传统，也突出了董存瑞作为革命军人的身份。毛泽东没有亲自落笔，反倒是对这种分工的尊重。 有意思的是，毛泽东对题词一向谨慎，连家乡的请求也未必答应。1965年，他在长沙停留期间，韶山方面希望请他为韶山灌区题字。面对请求，毛泽东只说：“要灵了再写。”工程于1966年4月完成、6月2日通水后，当地再次申请，他又提出：“要高产才算。” 这类回答看似简短，实际上说明他并不把题字当作礼节性的应酬。题词一旦落笔，就会成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，既要看对象，也要看事情本身是否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。刘胡兰与董存瑞的两组题词，正是在这种分寸感中留下了各自的位置。 特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