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在会议桌上震了一下，屏幕亮起来，是个陌生号码，区号是省城的。 我按掉了。 过了半分钟，又响了，还是那个号。 我拿起手机走到楼道里，接起来。 对方声音很平，说自己是省厅办公室的，领导让我立刻去一趟，车已经在路上了，四十分钟后到我单位楼下。 我问他哪个领导。 对方说，你到了就知道。 电话挂断。 我站在楼道里，闻着隔壁办公室飘出来的速溶咖啡味，手上还攥着刚才开会用的中性笔。 笔帽被我咬出了一排牙印，那是五年里养成的习惯，改不掉。 回到办公室，我跟科长说家里有点事，请半天假。 科长头也没抬，说了句“早点回来，下午那个汇报材料要报”。 我嗯了一声，拿起外套。 外套是五年前买的，袖口磨得发亮，里头那层绒早就结了板，硬邦邦地贴着胳膊。 下楼的时候，腿有点发软。 不是怕，是那种身体先于脑子做出反应的东西。 五年了，我以为这事早就翻篇了。 车是黑色的，停在单位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，树荫正好遮住车牌。 司机穿着白衬衫，没打领带，见我出来，下车拉开后门。 我坐进去，后排空调开得足，吹得胳膊上的汗毛立起来。 座椅是真皮的，有股新车特有的味道。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车上了高架。 五年前的事，像旧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。 那时候我刚提了副科，在局里办公室负责写材料。 局长姓周，五十出头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讲话慢条斯理，开会时喜欢用手指关节敲桌子，笃笃笃，三下，所有人都得停下。 那年市里搞道路拓宽，我们局管的那段工程出了事，塌方埋了两个人，一死一伤。 调查报告出来，说审批环节有漏洞。 周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，门关着，窗帘拉着，他递给我一支烟。 我不抽，他自己点上，吸了一口，说小陈，这事得有人担。 你年轻，背个处分，过两年就抹了。 我要是背上，这辈子就到头了。 我看着烟灰缸里那截烟灰，细白细白的，没说话。 他拍了拍我的肩，说委屈你了。 后来处分下来，行政记大过一次，调离机关，去区里最远的那个所。 走那天，周局长握我的手，说好好干，有机会我想着你。 他的手很软，握得很有力。 这一去就是五年。 那个所在城乡结合部，管着三个村，一条街，两个集贸市场。 夏天办公室漏雨，拿脸盆接着，滴答滴答响一宿。 冬天暖气不热，得穿棉鞋坐班。 逢集的时候，凌晨四点就得起来，跟城管的一起维持秩序，卖菜的老头老太太把摊子摆到马路上，车过不去，喇叭按得震天响。 我学会了蹲在路边吃煎饼果子，五块钱一套，加个鸡蛋六块。 处分的头两年，我每年过年给周局长发条短信，拜个年。 他回过一次，四个字：好好工作。 后来他调走了，去了省厅，短信就再没回过。 听人说他在省厅当了副厅长，管规划。 我没再发过短信。 车上了高速，窗外的楼越来越矮，田越来越多。 司机开了收音机，交通台在播路况，哪个哪个口子堵了，哪个哪个桥限行。 我闭上眼，脑子里全是材料上的那些字。 去年市里搞开发区，我们辖区的地被征了，补偿款发到村里，闹出不少事。 我经手的一个户，老头七十多，老伴瘫在床上，儿子在深圳打工，儿媳妇跟人跑了，留下个孙子读初中。 补偿款二十八万，老头想把钱攥着给孙子上大学，女儿从外地回来，说要分一半，天天坐在所门口哭。 我调解了十七次，最后老头把钱分了，自己留了八万，跟我说，陈所长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闺女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 我说不出话，只能递给他一支烟。 他不抽，把烟别在耳朵上，走了。 这事让我想起周局长。 如果当年我不接那个处分，现在坐在办公室里敲桌子的可能就是我。 可这世上没有如果。 五年里我想明白一件事，有些人踩着你往上走，你以为他会回头拉你一把，他连头都不会回。 车下了高速，进了省城。 楼高了，路宽了，路边的梧桐树修剪得整整齐齐，不像我们那边，树杈子长得跟疯了似的。 司机把车拐进一条巷子，停在一扇铁门前。 门开了，车进去，是个院子，不大，种着两棵雪松，地面是青砖铺的，砖缝里长着细密的青苔。 司机说，到了。 我下车，站在院子里。 楼是旧式的，三层，外墙刷了米黄色，窗户是木框的，漆掉了不少。 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四十来岁，戴眼镜，穿着夹克，见我进来，迎了两步，说陈所长吧，领导在二楼等你。 声音还是电话里那个声音，平平的，没什么起伏。 我跟着他上楼。 楼梯是木头的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。 墙上挂着几幅字，装裱得很素净，写的什么我没细看。 到了二楼，走廊尽头一扇门虚掩着，透出灯光。 戴眼镜的敲了敲门，里头说进来。 我推门进去。 办公室不大，一张老式办公桌，一把藤椅，后面坐着一个人。 头发白了大半，脸上的肉松了，眼皮耷拉着，手里捏着一支毛笔，面前铺着一张宣纸，上面写了两个字：守拙。 周厅长抬起头，看着我，把毛笔搁在砚台上，说小陈来了。 坐。 我站在那儿，没动。 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说坐，站着干什么。 我坐下来。 椅子是硬木的，硌得慌。 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，杯子里泡着枸杞，红彤彤的，漂在水面上。 他说，知道你心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