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年1月23日，中国香港、上海和新泽西州，和黄医药同时在三地发布公告。 公告的主角是一款叫呋喹替尼的小分子抗癌药，由和黄医药在上海张江的实验室从零开始设计，已在中国获批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。交易的另一方是武田制药，这家总部在东京的跨国药企，在全球创新药版图上稳居前列。 协议条款最终定格在11.3亿美元的总交易额：4亿美元首付款，协议完成时即付；外加最高7.3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，以及基于净销售额的特许权使用费[1]。 4亿美元的首付款，从海外流向了上海。 这笔交易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。放在全球医药并购的尺度上，4亿美元不算大。但如果把时间的尺度拉长，这个数字背后藏着一个此前三十年从未出现过的转折： 在全球创新药的版图上，钱的方向，正在发生一次掉头。 今年9月3日，呋喹替尼的交易有了新进展。和黄医药将其抗体靶向偶联药物平台（ATTC）旗下的首款全球首创分子HMPL-A830的海外权益，授权给葛兰素史克。这笔发生在临床前阶段的交易，包含1.1亿美元首付款、最高约11.85亿美元的里程碑款，总额可达12.95亿美元[2]。 和黄医药2026年9月3日公告，图源和黄医药官网 从4亿到12.95亿，从单产品到平台输出，从上市药到临床前分子。 这笔交易的“管线、平台、巨头”三重共振，确立了当前中国创新药出海的典型范式：不贱卖核心资产、保住中国知识产权、保留本土市场、长期共享全球。 旧的流向 过去三十年，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经历过一个普遍阶段：用市场换技术，用学费换入场券。汽车、通信设备、尖端医疗、操作系统，概莫能外。医药行业尤其典型。 2000年，全球创新药的流通方向是从外向内的。海外药企把已在全球上市的成熟药物，授权给中国的制药企业，后者负责在中国市场注册、生产和销售。这种模式叫“license-in”，即授权引入。 中国企业在交易中的角色，更接近于一个区域分销商：拿到现成产品，在中国做商业化。 2010年代中期，license-in交易达到高峰。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“授权引入”交易公布，交易总额以十亿美元为单位递增。背后的逻辑很简单：本土创新药研发能力还在起步阶段，拿不出能在全球市场上站住脚的分子，只能用市场换产品。 这种模式在当时的产业环境下有其合理性。“买进来”比“做出来”快得多。但“买”的问题在于，你永远在别人身后一个身位。 这不是一个行业的特例，而是一个发展阶段。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也曾走过同样的路。1980年代初，三星从美光手中买来64K DRAM的专利技术，花了三年才消化完。直到1994年，三星才完成256M DRAM的量产，比日本晚了将近十年，领先优势不过几个月。 追赶者起步时，只能买别人的东西。但追赶者的目标，从来不是一直买下去。 奔涌而至 一两笔交易可以是偶然事件，成片发生的交易则代表着市场趋势。 2025年，上海的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达到48笔，交易金额合计338亿美元，交易金额占全国同类交易的25%。 到了2026年，数字进一步抬升：1-8月，全国生物医药BD交易113起，总金额1200亿美元，已达2025年全年的近九成，再创历史新高；其中我市生物医药BD交易数量37起，披露总金额182亿美元。 2025年，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大关，达10361亿元；全球排名前二十的制药企业中，19家在上海设立了研发中心或区域总部。 台前的主角是企业，幕后靠的是上海的政策在默默支撑。 创新药从基础研究、孵化转化、临床试验到审评审批、落地生产，要过十几个环节，任何一环断掉，前面的投入就归零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上海围绕这条链条推出了十多项政策和专项措施，把堵点一环一环打通；上海常年为链条上的企业做项目管理、平台对接和国际合作；2024年，总规模225亿元的生物医药产业母基金又补上了资金链的关键一环[3]。 跨国药企培养的人，后来去了本土企业；本土企业做出成果，又吸引跨国药企来谈合作。钱、人、技术，三者在上海这座国际科技桥头堡落地生根。 不止于药 方向的逆转，不只发生在生物医药领域。 2008年5月18日，首届浦江创新论坛在浦东开幕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发表了《什么是创新》主题演讲[4]。 杨振宁于首届浦江创新论坛发言，图源文汇报 他没有谈政策，也没有谈产业，而是讲了三个故事：DNA双螺旋、发电机、计算机。讲到第三个故事时，他把答案交给了量子力学：“量子力学是理论物理学20世纪的一个大发现，我想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发现，它整个改变了人类跟物理世界的关系：用半导体可以生产芯片，芯片可以代替笨重的真空管，这样就发展出今天的计算机。有了今天的计算机，才有今天的世界。" 十八年后回看，这场演讲像一份提前写好的预言书。 8月18日，频准激光登上科创板，发行价186.88元，开盘大涨488.61%，发行价创下年内新高。这家公司做的事
